是时候“救救中国家长”了(2)

然而名校还真不是那么好进的。“北京部分家长为孩子进重点学校花费竟然高达25万元”——媒体的这则报道面世后，引发舆论哗然。关键交钱还得找关系，找了关系才有交钱进学校的资格。各大培训学校每年都会组织小升初

“分析会”、“交流会”，家长们像赶场一样四处开会，“参加一次焦虑感就加深一层，可是不去又难受，觉得自己两眼一抹黑。”小升初取消考试后，情况似乎更复杂，除了教委公开公布的消息，各种“小道消息”基本都是从培训机构流出的，家长难以甄别，只好宁可信其有，扔出大把的银子。

为什么焦虑

家长焦虑的源头是亲子之爱，它最原始的表现方式，是保护孩子不受任何伤害的强大愿望，这是一种美好的情感。但今天的亲子之爱有了新的内容：培养“更好”、“更强”的理想化的完美孩子。当不切实际的理想碰撞到坚硬的现实，便迸发出了负面情绪，产生了一代过度焦虑的父母。

今天的家长为什么焦虑？从大的环境来说，转型时期的中国，社会变化很大，经济快速发展。在这个“快”的时代，每个人都有很强烈的紧迫感，生怕错过发展机遇，生怕落后于时代的进程，焦虑是一种普遍的情绪。这同时是个信息极度丰富和繁杂的时代，各种教育理论和流派不断更新，泥沙俱下，冲击着我们既有的教育经验和传统的教育理念，每个教育细节都被层出不穷的新理论重新考量，而这些理论又与商业利益的需求相互交织，以至于家长遇到教育问题无所适从，无比焦虑。

家长的焦虑，一部分原因当然是望子成龙的情感驱使，想让自己的孩子做到最好，过上最好的生活。而更现实的原因，是缘于社会资源的不足，为了让孩子拥有更多的资源不得已而为之。从某种意义上讲，家长焦虑的不是孩子，是资源。一个不得不承认的现实是，当下的社会仍然存在资源分配不够均衡、竞争机制不够透明、保障体系不够健全等问题，很大程度上，我们必须依靠个人和家庭的力量争取未来的发展空间。在这种情形下，家长的心弦绷得紧紧的，时刻不敢松懈，担心稍一停滞，就有在社会生物链中被降级的危险。

最直观的当然是优质教育资源的不足。好的教育平台和教育环境更容易让孩子们养成好的习惯，开发出最大的潜力，使其在人生的竞争中处于有利位置。在优质教育不能满足所有孩子的情况下，求学的每一步都进行激烈竞争也就不可避免。有竞争，就有患得患失的焦虑心。

以幼儿园为例，就有很多条款，比如是本地户口吗？是我们的定点服务对象吗？能一次性交齐多少万元的赞助费吗？报名排队时，你挤进了我们的招收数额内吗？还有更多隐而不彰的：认识园长或某个教委官员吗？我们想让孩子在正常的年龄，以正常的价格，通过正常的程序，获得正常的医疗、教育服务时，却常要面对不正常的超量竞争，这也是家长焦虑的来源。这一代父母大多数都是通过自己的奋斗取得现在的成绩和社会地位的，但是当他们的孩子出生以后，却迎来了更加激烈的竞争。于是，家长们只能作多手准备，既要拼命地武装孩子，还要维护好各种可能有用的社会关系，当然还要准备足够多的金钱，至少当需要“钱”派上用场去争取更好机会的时候，不至于因为没钱而让机会从自己手上错过。孩子每走一步都得拼上家长的身家性命，家长能不焦虑吗？

舆论常常责怪家长过于焦虑，以至于绑架了孩子，然而，冷静下来，我们不难发现，家长的焦虑，折射出了当下教育的困境。我们所追求的教育公平不仅受到社会权势等外来因素干扰，有些学校甚至也在创收驱使下被各利益模块分割，使教育机构分成三六九等。教育本来最能够体现人群的起点公平，然而，现实的情形却是教育资源分布的不平衡，教育权利在权力左右下的摇摆浮沉，教育伦理的在功利化。而与教育相关的社会风气更是很难真正廓清，尽管个体有责任为风气的改变做出自己的努力，但是，如果将扭转风气的希望完全寄托于个体之上，效果难言乐观。在这样的大环境下，没有人能完全置身事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