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

来源：中国新闻周刊　　作者：吴先宁

 
秋瑾（1875~1907）

　　秋瑾的最后三年：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她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

　　本刊记者/庞清辉  文/王一凡

　　1907年7月15日凌晨，天还未放亮，正是黎明前的黑暗时刻。管牢的禁婆打开了浙江山阴县监狱的单人牢房，一大群持枪的清兵涌了进来。憔悴的秋瑾整理了一下凌乱的头发，刑架兵给她戴上粗重的铁镣，将她的双手反绑在背后。

　　大批举着火把的士兵簇拥着秋瑾，走到一公里外的古轩亭口。火光把阴森的刑场照得通明。五花大绑的秋瑾被处以斩刑，得年31岁。

　　从7月13日下午被捕，到7月15日清晨被处死，仅仅相隔3天。秋瑾被害后，民间舆论群起抨击浙江官府处理秋瑾案的种种野蛮行径。“法制社会要求实现立宪”“以宪政精神抨击就地正法”等各阶层舆论的攻击，令清政府狼狈不堪，几无还手之力。

　　仅4年后，辛亥革命的炮火，就响遍武昌城头。

　　加入同盟会

　　秋瑾的革命之路，与许多男性革命者不同。“最初的激发，来自于对自己婚姻的不满。”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委理事、《秋瑾传》作者吴先宁告诉《中国新闻周刊》。

　　1903年的北京之行是秋瑾人生的分水岭。

　　那一年，她的丈夫王廷钧用钱捐了个户部主事的小京官，带着秋瑾去北京赴任。他们的邻居是一位颇负文名且思想进步的女子吴芝瑛。吴芝瑛是清末著名的“桐城派”学者吴汝纶的侄女，丈夫廉泉也是个思想开明的人物，曾参加过康有为发动的“公车上书”。秋瑾与吴芝瑛情投意合，义结金兰。

　　通过吴芝瑛，秋瑾经常看到当时出版的一些新书、新报，接触到一些新思想。《辛丑条约》签订以后，神州大地危象丛生，秋瑾读了陈天华的《警世钟》和《猛回头》以后，深受感动，她称陈天华是自己的“启蒙开智”的人。她赋诗言志：“身不得，男儿列，心却比，男儿烈。”以后， 秋瑾就穿起男装，表示永不再穿清朝女服。男装成为秋瑾的标志性服装，她直到就义时仍身着玄色纱长衫。

　　秋瑾的思想发生了飞跃，与整天沉缅于官场应酬和花天酒地中的丈夫，冲突越来越多。“知己不逢归俗子，终身长恨咽深闺。”这是秋瑾对自己婚姻的感叹。

　　1904年2月，秋瑾在吴芝瑛家中结识了一个日本女子服部繁子。从服部繁子那里，秋瑾了解到日本女子学校的种种优点，她决定去日本留学。

　　当年5月，“悲中国教育之不兴，国权之不振”，秋瑾自筹旅费到日本留学。她说，她要学习救国家、救同胞尤其是两亿女同胞的本领。

　　6月28日，秋瑾从塘沽登上日本人租借的德国客轮“独立号”，踏上赴日旅途。

　　由于丈夫反对，旅费短缺，她不得不乘坐三等舱。女扮男装的秋瑾怀揣一柄短剑，和三教九流摩肩接踵，共处一舱，抵达日本。

　　此时的日本正是明治维新以后，一切欣欣向荣，资本主义飞速发展，西方的民主、自由、人权思想广为传播。

　　秋瑾首先进入日语讲习所补习日语，第二年转入东京青山实践女校的清国女子速成师范专修科。在学校，秋瑾顽强苦读，毅力惊人，别人都已熄灯就寝，她仍写作、阅读到深夜，每每写到沉痛处，捶胸痛哭，愤不欲生。现收入《秋瑾集》中的诗文，很多是这个时期写的。

　　到日本不久，秋瑾穿和服，拿短刀，去照相馆郑重留影，以示与满清决裂。学习之余，秋瑾积极参加当地留学生组织的各种社团活动，广泛结交革命志士。她与陈撷芬发起的共爱会，提出了妇女解放的口号，是近代中国妇女最早成立的爱国团体。

　　1905年8月，孙中山在日本成立同盟会。秋瑾所在的学校恰好与同盟会举行筹备会议的地方在同一条街上。彼此接触之方便可想而知，秋瑾就在这时结识了孙中山。

　　不久，经冯自由的介绍，秋瑾在黄兴寓所，履行了加入同盟会的手续。她举起右手，肃立在桌边，宣读了入会誓言：“秋瑾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矢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宣誓完毕，由黄兴教以同盟会员相见时的握手暗号和三种秘密口令。

　　秋瑾对孙中山的革命方略非常信服。此后，她的思想，受同盟会政治纲领的精神影响颇多。

　　这年12月8日，陈天华投海自尽。秋瑾受到很大震动，决定立即回国，直接参加反清斗争。

　　创办《中国女报》

　　1906年，秋瑾回到国内，在上海北四川路厚德里9l号租了房子，筹划《中国女报》。

　　秋瑾有着办报的情结。1904年9月，她在日本创办了《白话报》，以“鉴湖女侠秋瑾”为名，发表了《致告中国二万万女同胞》《警告我同胞》等文章，宣传反清革命，提倡男女平权。

　　办报需要钱。秋瑾四处奔走，多方募集，又在报上大登广告，号召大家入股。可是响应者寥寥无几，到最后，只筹集到几百元。秋瑾痛感中国妇女界的死气沉沉，“简直有点麻木不仁”。

　　走投无路的秋瑾最后终于想到了一个“没有办法的办法”。那就是到公婆家去筹款。她的公婆家很有钱，而娘家由于父亲去世，在钱财上已经无力支持她。

　　初冬，秋瑾回到湖南湘潭王家。公公知道儿子与儿媳之间闹矛盾，而且已经分居，见到儿媳突然光临，以为其回心转意了，就热情接待。

　　秋瑾对公公说自己想办学，但缺少经费，希望公婆家能给予资助。为了使儿子能和儿媳破镜重圆，秋瑾的公公爽快地拿出一笔钱送给秋瑾。几天之后，秋瑾又改成男装，不辞而别。

　　离家后，秋瑾即声明脱离家庭关系，以免株连家庭。

　　1907年1月14日，依靠这笔钱，再加上其他人勉力捐助的1500元钱，秋瑾在上海创办了《中国女报》。

　　《中国女报》是一种16开本的册子，封面上画着一个妇女，双手高擎一面旗帜，象征着妇女的觉醒和前进。该报以“开通风气，提倡女学，联感情，结团体，并为他日创设中国妇人协会之基础”为宗旨，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提出了成立妇女联合会的主张。

　　为了使当时大多数文化水平低、不识字的妇女能看懂听懂，女报一律用白话文，并采用弹词、歌曲等民间喜闻乐见的形式，生动活泼，通俗易懂。

　　该报的绝大部分稿件都出于秋瑾之手。除“发刊词”外，她还写了《敬告姐妹们》《勉女权歇》《感愤》《感时》《精卫石》等政论和文学作品，编译了《看护学教程》，被誉为“报界女才”。

　　秋瑾在《中国女报》上试图铸造“国民”与“国民之母”的思想。她认为，“国民”大于皇权，男女亦平等——“改革专制政体，变成共和，四万万人都有主权来管国家的大事”，而在这四万万人之中，不言而喻包括二万万妇女。

　　秋瑾“男女平权”的思想来源于西方“天赋人权、自由平等”的观念，这也是孙中山三民主义中之民权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秋瑾认为，女子不但有和男子一样的平等权利，而且堪为“醒狮之前驱”“文明之先导”。

　　而彼时，在大洋彼岸，美国妇女尚在为成为真正意义上的公民、获得最基本的政治权利——选举权，而开展着如火如荼的女权运动。要到1920年8月26日，宪法第19修正案通过，美国妇女才和男性一样，获得平等的投票选举权。

　　秋瑾旗帜鲜明地宣扬妇女人权，提出了把妇女解放与民族解放结合起来的深刻命题，无疑是那个时代的最高水平。至此，她完成了从女性解放到民族解放、从家庭革命到社会革命的破茧蜕变。

　　据当时的报刊记载，《中国女报》一出版就在社会上引起了不小的反响。有文化的妇女争相传阅，没文化的妇女也设法请别人念给她们听。大家热烈地讨论着报上的文章，还展开辩论。封建遗老们看了则大为震怒。

　　6月17日，秋瑾从绍兴写信给朋友，说该刊第三期已编好，“约于此月，必行付印”。

　　但，第三期却永远没有付印之日了。

　　“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

　　7月10日，秋瑾得到消息，清政府马上要来抓捕她。

　　这年4月，秋瑾在杭州的白云庵召开了浙江各会党和军学界首领的秘密会议，正式组建光复军，推徐锡麟为统领，秋瑾自任协领。

　　徐锡麟，1904年加入光复会，次年在浙江绍兴创办大通学堂。徐锡麟忙于革命，疏于绍兴大通学堂管理，秋瑾遂接任学堂督办。大通学堂全名“通师范学堂”，是1905年由徐锡麟、陶成章等创办的，是借清政府废科举、办学堂之机，以办学掩护革命活动的基地。

　　身为校长的秋瑾亲任教习，每日到校，处理事务，骑马带学生到野外打靶，练习射击技术，还有各种器械体操、野外爬山、泅河和夜行军等训练。

　　清晨，激越的号声将学员从床上唤起时，秋瑾已身着军衣，怀藏手枪，腰佩倭刀，骑在马上了。

　　训练学生的同时，秋瑾一直同徐锡麟秘密活动，准备在安徽安庆与浙江绍兴举行武装起义。秋瑾的起义行动计划是： 先拿下金华，再攻占杭州，如果杭州攻不下，再回师金华，出江西入安徽，与徐锡麟的起义部队会合，再图大事。该计划虽然没能实现，但时人曾给予高度评价：“服其布置之周，任事之勇，以为自革命以来，其预备固未有若斯之完美也。”

　　7月6日，安庆起义爆发。徐锡麟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但起义失败，徐锡麟被捕就义。

　　10日，徐锡麟惨死的消息传来，秋瑾痛哭失声，不语不食。有人劝秋瑾立即离开绍兴，也有人劝她前往上海，并为她在上海的法租界找了一处隐居的住所，她都一一拒绝。她说：“革命要流血才会成功。如满奴能将我绑赴断头台，革命至少可以提早5年。”

　　秋瑾下令把大通学堂的枪支弹药分散隐蔽起来，又在和畅堂的家中密室里烧毁了大量秘密文件，叫学生们各自回家。

　　13日下午4点，清兵包围大通学堂时，学堂里只剩秋瑾一人。

　　秋瑾被连夜审讯，要她招出革命组织内情和同党名单。她提笔在手，凝思片刻，先写了一个“秋”字，这是她的姓。再催她写，她又续了6个字，这就是100年来的名句：秋风秋雨愁煞人。这也是秋瑾唯一的“笔供”。

　　1907年7月15日凌晨，秋瑾被处于“即行正法”，饮刃轩亭口。

　　秋瑾被斩引起了巨大震动。轩亭口是杀江洋大盗的地方，而当时对妇女行刑，最严重的是绞刑，没有斩刑。

　　民间轮番轰炸秋瑾案：“欲杀则杀，欲捕则捕，欲搜查则搜查。不必有证，不必有供，不必按律。”又从抨击秋瑾案出发，转而质疑清政府预备立宪的决心与前途，不断呼吁：“今日之天下，非实行立宪不足以挽回之。”这是日暮途穷的清政府难以承受的巨大压力。

　　参与搜查、审讯、行刑的山阴知县李钟岳，在秋瑾斩首3天后被撤职。他在杭州赋闲期间，经常流着泪，独自凝视、默诵密藏的秋瑾遗墨“秋风秋雨愁煞人”。不到100天之后的10月29日，李钟岳自杀身亡。

　　与秋瑾案相关的其他官员被调到地方任职时，当地乡绅上书拒绝。出行时，需军队保护而行，“然沿途之人焚烧锭帛、倒粪道中者，均骂声不绝”，令他们又惊又惧。

　　民心所向，势不可当，注定了满清灭亡的命运。

　　辛亥革命成功后，孙中山多次表彰秋瑾的革命事迹，两次到杭州凭吊秋瑾墓。他在绍兴各界欢迎会上发表的演讲称：“为推翻专制、建立共和，绍兴有徐锡麟、秋瑾、陶成章三烈士，于光复事业，功莫大焉！”  ★

　　(本文写作参考了欧阳云梓《秋瑾评传》、吴先宁《秋瑾传》、郭延礼著《秋瑾研究资料》、秋灿芝《秋瑾革命传》等书。)

　　勉女权歌(1907年)

　　我辈爱自由，勉励自由一杯酒。男女平权天赋就，岂甘居牛后。愿奋然自拔，一洗从前羞耻垢。若安作同俦，恢复江山劳素手。

　　旧习最堪羞，女子竟同牛马偶。曙光新放文明候，独立占头筹。愿奴隶根除，智识学问历练就。责任上肩头，国民女杰期无负。

　　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在辛亥的志士和英烈中，秋瑾是很独特的一位。她本是一个出身于书香门第的无忧才女，本来会成为李清照式的闺阁诗人而写入文学史；但是婚姻的不幸、时代风云的激荡，催生了她个性中豪侠而刚烈的一面，多种复杂因素使她走上了排满反清的革命之路。所以她的同时代人说她是经由“家庭革命”而达至“政治革命”。

　　对同盟会宗旨更侧重于“驱除鞑虏，恢复中华”方面，这是秋瑾、徐锡麟等光复会领导人的一个特点。这一特点，与江浙地区在明清之际抗清斗争最激烈、最持久，遭受满族统治者的镇压迫害最惨酷有关；也与这一地区王宗羲、刘戢山的民族主义思想的传播有关。

　　吴先宁(中国辛亥革命研究会常委理事、《秋瑾传》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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