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网络 作者:佚名
其实,这种相信女性具有破邪魔力的观念,来自于传统的认为妇女“不洁”、“肮脏”的深深歧视。在国门大开已久的
20世纪初,义和团还坚信此点,那么,在国门尚未打开的
19世纪中叶,杨芳在鸦片战争中以“粪桶妙计”御敌便不足为怪了。
相反,不能不令人啧啧称奇的,却是在此背景下,林则徐、魏源能“睁眼看世界”,进而提出“师夷长技”;他们因此被指为“溃夷夏之防”、有失国体而受到舆论的强大压力,也就不足为怪了。
愚昧排外、坚持“天朝上国”的妄自尊大观念仍主宰着“世道人心”,据当时人记载,由于被“夷”所败,不要说“师夷”,连谈海外之事都成为禁忌:“海疆之事,转喉触讳,绝口不提。即茶房酒肆之中,亦大书‘免谈时事’四字,俨有诗书偶语之禁。”林、魏的“师夷胜夷”主张,当然更是“犯诸公之忌”而“举世讳言之”。“师夷长技以制夷”在中国近代化“开篇”的遭遇,预示着中国近代化进程的艰难曲折。
面对已经深刻变化了的世界,清朝统治者在鸦片战争后仍然如此愚蠢僵化地固守巫术,其最终的命运,不亡也难。
文
/潘衍江
1840
年的鸦片战争,使古老的中华文明第一次遇到了一个强于自己、优于自己的外来文明的挑战。这次战争,迫使中国带着深深的屈辱开始在现代化的道路上蹒跚而行。中国现代化的道路之所以如此艰难曲折,不仅因为它是外来、强迫、后发的,更是因为中国当时的统治者大清王朝、整个社会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对这个挑战实际是“现代化”开端的意义竟毫无认识,因此不知所措,进退失据,步步被动,一拖再拖,一误再误,最终丧失了主动变革、主动“现代化”的机遇。这种主动权的自我丢失不仅使大清王朝最终覆灭,更重要的是使中华民族的“现代化”被大大延误,屡受重挫。
其实,鸦片战争后签订“南京条约”,中国被迫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口通商”时,清政府尚有相当广阔的改革空间。但清政府对所面临新挑战的意义毫无所知,仍抱自己是“天朝上国”的自大观念,从一开始就延误了变革的最初时机。因为在中国古代世界观中,“中国”是位于“天下”之“中”的“天朝上国”,“华夏”之外的其他文化统统是没文化、不文明的野蛮世界;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狄”、“夷”、“蛮”、“戎”,都要靠中国的声名文物、典章制度、礼乐规范来“教化”。只能“以夏变夷”,不能“以夷变夏”,因此面对西方的侵略、挑战,中国根本没意识到要向西方学习。拒绝“师夷长技以制夷”和设立“南北洋大臣”是清政府对鸦片战争的最初“反应”,从中便可略窥清王朝的最终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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